我们曹州有两张名片：一是春天惊艳全国的牡丹，二是夏天沉默无言的麦田。
我很小就无师自通地明白了一个道理：牡丹是给外人看的风景，而我和我的伙伴们，生来就是麦子——我们的价值，在于经历寒暑，等待一场最终的、名为“高考”的收割。
而我作为一株“麦子”的生命，便在这片土地的轮回里，悄然流淌至一个平凡的秋日。
那一年，《吉祥三宝》唱遍中国大街小巷，牡丹早己开败，麦子也己入仓，天地间为我的到来，腾出了一片安静的空白。
在这片广袤的麦田里，有一套不言自明的法则。
风往哪个方向吹，麦子就得往哪个方向倒。
最好的麦子，不是长得最高的，而是籽粒最饱满的。
这里的农人——我们的父母和师长——他们深谙此道。
于是，从我很小的时候起，我接受的并非知识的启蒙，而是成为一株“合格麦子”的驯化：何时起身，何时弯腰，如何将所有的阳光雨露，最终都转化为沉甸甸的、可以被衡量的籽粒。
我至今记得第一次被这套法则“修剪”的情景。
那是在小学一年级的课堂上，我因为望向窗外的一只麻雀而走了神。
老师没有斥责，只是走下讲台，敲了敲我的书桌，默默地将我的头轻轻扳回，对准了黑板。
那个温和又不容置疑的动作，是我学到的第一课：在这里，风的方向，才是唯一的方向。
我再次窥见这套无形的法则，是在一个冬至的饭桌上。
母亲将第一盘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桌，一首沉默的父亲却没有动筷，而是慢条斯理地拿出一个干净的盘子，将饺子里唯一包着硬币的那一只，稳稳地夹给了我那刚在期末考试中拿了第一的哥哥。
“吃吧，吃个彩头，来年也拔尖。”
父亲的声音里带着不容置疑的赞许。
满桌的欢声笑语中，只有母亲注意到了我愣住的神情，她悄悄将自己碗里的饺子夹给我，可那时，我尝到的不是馅料的香，而是一种清晰的、冰冷的滋味。
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，在这片麦田里，最好的“彩头”与祝福，从来都只属于那株己然“拔尖”的麦穗。
我们被爱着，但我们更被——衡量着。
于是，我们的童年成了一场漫长的、安静的拔节。
在别的孩子还在辨认花草的颜色时，我们己经学会了辨认“重点”与“非重点”的标签。
这种区分，并非来自书本，它弥漫在空气里，渗透在父母每一次关于“别人家孩子”的叹息中，成为一种集体的、无意识的信仰。
没有喧闹的游戏，只有笔尖与纸张摩擦发出的、如同麦穗生长的沙沙声。
我们比任何一代人都更早地理解了“竞争”的含义——它不是拳脚，而是排名榜上那几个先后的、冰冷的数字。
在那片只问收成不同喜悲的麦田里，我长成了一株沉默的麦子。
为了更优的土壤，一年级时我被移植到县城的学校，开始住校。
周遭的世界于我，是一个喧闹而陌生的孤岛，而我，是在水下无声溺水的人。
父母每周奔波来看我，他们的爱是真实的，但遥远的距离，让那些片刻的温暖，不足以烘干一个孩子每日浸透的孤独。
于是，当我那位开朗的男同桌偶尔一次，将橡皮推过桌面的“三八线”时，那一点微不足道的善意，在我荒芜的心里，竟成了透过缝隙的唯一的光。
我开始不可控地观察他笑起来时眼里的亮度，像研究一道难解的几何题。
我笨拙地想要吸引他的注意，或许是因为，他是这片陌生海域里，唯一向我释放过一丝善意的浮木。
我至今无法定义那是什么，那或许不是喜欢，而是我干涸的青春，对“活着”与“连接”这件事，第一次笨拙而剧烈的渴望。
我很小就无师自通地明白了一个道理：牡丹是给外人看的风景，而我和我的伙伴们，生来就是麦子——我们的价值，在于经历寒暑，等待一场最终的、名为“高考”的收割。
而我作为一株“麦子”的生命，便在这片土地的轮回里，悄然流淌至一个平凡的秋日。
那一年，《吉祥三宝》唱遍中国大街小巷，牡丹早己开败，麦子也己入仓，天地间为我的到来，腾出了一片安静的空白。
在这片广袤的麦田里，有一套不言自明的法则。
风往哪个方向吹，麦子就得往哪个方向倒。
最好的麦子，不是长得最高的，而是籽粒最饱满的。
这里的农人——我们的父母和师长——他们深谙此道。
于是，从我很小的时候起，我接受的并非知识的启蒙，而是成为一株“合格麦子”的驯化：何时起身，何时弯腰，如何将所有的阳光雨露，最终都转化为沉甸甸的、可以被衡量的籽粒。
我至今记得第一次被这套法则“修剪”的情景。
那是在小学一年级的课堂上，我因为望向窗外的一只麻雀而走了神。
老师没有斥责，只是走下讲台，敲了敲我的书桌，默默地将我的头轻轻扳回，对准了黑板。
那个温和又不容置疑的动作，是我学到的第一课：在这里，风的方向，才是唯一的方向。
我再次窥见这套无形的法则，是在一个冬至的饭桌上。
母亲将第一盘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桌，一首沉默的父亲却没有动筷，而是慢条斯理地拿出一个干净的盘子，将饺子里唯一包着硬币的那一只，稳稳地夹给了我那刚在期末考试中拿了第一的哥哥。
“吃吧，吃个彩头，来年也拔尖。”
父亲的声音里带着不容置疑的赞许。
满桌的欢声笑语中，只有母亲注意到了我愣住的神情，她悄悄将自己碗里的饺子夹给我，可那时，我尝到的不是馅料的香，而是一种清晰的、冰冷的滋味。
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，在这片麦田里，最好的“彩头”与祝福，从来都只属于那株己然“拔尖”的麦穗。
我们被爱着，但我们更被——衡量着。
于是，我们的童年成了一场漫长的、安静的拔节。
在别的孩子还在辨认花草的颜色时，我们己经学会了辨认“重点”与“非重点”的标签。
这种区分，并非来自书本，它弥漫在空气里，渗透在父母每一次关于“别人家孩子”的叹息中，成为一种集体的、无意识的信仰。
没有喧闹的游戏，只有笔尖与纸张摩擦发出的、如同麦穗生长的沙沙声。
我们比任何一代人都更早地理解了“竞争”的含义——它不是拳脚，而是排名榜上那几个先后的、冰冷的数字。
在那片只问收成不同喜悲的麦田里，我长成了一株沉默的麦子。
为了更优的土壤，一年级时我被移植到县城的学校，开始住校。
周遭的世界于我，是一个喧闹而陌生的孤岛，而我，是在水下无声溺水的人。
父母每周奔波来看我，他们的爱是真实的，但遥远的距离，让那些片刻的温暖，不足以烘干一个孩子每日浸透的孤独。
于是，当我那位开朗的男同桌偶尔一次，将橡皮推过桌面的“三八线”时，那一点微不足道的善意，在我荒芜的心里，竟成了透过缝隙的唯一的光。
我开始不可控地观察他笑起来时眼里的亮度，像研究一道难解的几何题。
我笨拙地想要吸引他的注意，或许是因为，他是这片陌生海域里，唯一向我释放过一丝善意的浮木。
我至今无法定义那是什么，那或许不是喜欢，而是我干涸的青春，对“活着”与“连接”这件事，第一次笨拙而剧烈的渴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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